从近代史看个人权力制约与组织

读第三卷第三章,重点关注大跃进农村问题形成的背景,根源。不得不说,毛对问题的敏锐观察力还是有独到之处的,最先意识到对实际问题调查的重要性,和公社制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平均主义的泛滥。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政策执行出现重大的偏差,好心办坏事。二是为什么讲真话,说事实变得如此困难。

干部的能力素质是否可以支撑是个问题,而民众的意识和人的本性是否支撑基于意识形态的理想国。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在缺少经济基础的背景下,违背人性的规律,制定想当然的理想国政策,并予以实施,本质上而言,是十分幼稚的。

而关于百花齐放,反右派、五类分子的定义以及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受牵连的一批说真话的干部,在出尔反尔、钓鱼执法、秋后算账的文化氛围中风声鹤唳,可以理解,在思想的钳制层面的历史经验决定了解真相和说真话何其困难,也决定了中央看不到、听不到真实的声音。

不过毛的调查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和执行,尤其是少奇在湖南长达50天的实际考察和调研,以及中央领导干部深入故乡的深刻调查,对公社制度的食堂带来的危害,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清醒的认识,对所有制的调整更符合实际情况,说明中央首先出发点还是寄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发现的问题愿意及时的纠正和调整,还是有事实求是的成分在。当然,对于基层情况的无知和专业知识薄弱造成的决策失误也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源自元中国古代权谋传承的组织文化的信任体系受到破坏,毛在广州会议时在现有组织架构之外,另组调研和写作班子,制定中央政策,虽然有对现任领导集体效率和效果不满的成分,但未尝没有担心权利旁落的风险,这确实与中国帝王权谋之术密不可分,延伸下去东厂西厂锦衣卫是一种必然。当然,从个人角度权利掌控而言是一种成功,对国家却是灾难。

国家治理层面如何实现个人权利的制约,避免组织层面的文化陷阱,中国近当代史有不少负面案例,是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从这个角度看历史蛮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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